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初期，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青年邓小平经历了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浴火重生过程。他16岁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起一名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矢志不渝为此奋斗了70多年。

“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孕育了青年邓小平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辛亥革命前夕，读小学的邓小平参加“保路运动”的鼓动活动；辛亥革命后四川各地武装起义时，邓小平曾到父亲的军营里住了两天，好奇、兴奋地体验“军旅”生活；袁世凯称帝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息。这时，少年邓小平开始萌发一种“简单的爱国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中，邓小平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洪流中，产生了初步的爱国和民主的思想。1919年，15岁的少年邓小平遵父命到重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这件事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1964年2月，邓小平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谈话时曾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16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事，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到了法国，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变成了泡影，失学、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迫使他重新对人生作出新的抉择。施奈德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超强度的劳动，以及勉强糊口的各种打短工，磨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对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了更切身的感受。性格开朗、乐于交际的性格又使他很快融入赵世炎、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圈子里。在人生观形成阶段，邓小平的信念是很纯洁的，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履历表时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王若飞经常和他一起散步、交谈，向他介绍革命思想。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有自己劳动生活的切身体会，有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再加上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观点，邓小平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他开始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靠拢，参加一些活动，受到团组织的关注和重视。

1923年6月，邓小平来到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边做杂工，一边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编辑工作。这个过程，邓小平在1926年1月写的自传中说，那时社会主义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及到1923年5月我将离开蒙达尔纪时，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和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结果6月便加入了。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清、舒辉暲三同志介绍的。

这是一个确定人生航向的神圣时刻，需要举行宣誓仪式。年轻的邓小平心里充满了紧张、兴奋，直到60多年后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描述当时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1980年2月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修改党章的意见时，他提到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的必要性：“党员一章中增加了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的内容很好，我很赞成。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

1924年7月，邓小平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委会书记局成员。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邓小平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还不满20岁。

“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举手宣誓只是革命生涯的开步走，真正将自己的人生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还要初心与使命意识的不断淬炼。

在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工作期间，邓小平参加编辑《少年》（后改名《赤光》）刊物。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团工作中，成为一名频繁活动的坚定的积极分子。他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发展一批学生加入组织；在《赤光》上撰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同“国家主义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参加领导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重大集会上发表鼓动人心的演讲。他因而成为法国警察重点监视和驱逐的对象。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1月，邓小平离开巴黎到达莫斯科，先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里，他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进行严格的党性锻炼。在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才最集中的“理论家班”上，他以犀利的词锋、雄辩的口才同国民党右派学生进行激烈辩论，赢得“小钢炮”之称。

他在一份所写的“来俄的志愿”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写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

邓小平的人生历经坎坷，三落三起。他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愈挫愈奋。这是因为他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曾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是‘三落三起’。”“我今年73岁，自然规律不饶人，但是心情舒畅，想做点工作。”

在中央苏区反“江西罗明路线”中，他受到工作和家庭双重的严重打击，陷入人生“第一落”中。但他以超人的沉着、坚毅面对磨难，从主编《红星》报随军长征中“第一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送到江西监管劳动，陷入人生“第二落”中。但他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坚信还能为党再次工作，终于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实现人生“第二起”。1975年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遭致1976年4月再次被错误撤职、批判，陷入人生“第三落”中。但他依然坚信还能再次奋起，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官复原职，实现人生“第三起”。已经是73岁的邓小平历经那么多的磨难，仍然初心不改，不忘当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这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力量！

面对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他浴血奋战、视死如归；面对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局面，他励精图治、百折不挠；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他信念执着、从不消沉；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同年，他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又极为动情地说：“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

就这样，从“工业救国”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年轻时的“已打定主意”到晚年的“奋斗是值得的”，邓小平用一生的坚持与奋斗，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贞信仰，生动诠释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真谛。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